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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的女儿》：国产悬疑网剧叙事缺陷的一个缩影******

　　作者：郑焕钊

　　作为“迷雾剧场”的新一季剧集，《回来的女儿》的开播引发了观众的关注与热议，因其剧情的“烧脑”与演员表演的在线而备受吹捧，甚至高赞“迷雾剧场回归”。但剧集过半，后续剧情的松垮与叙事的合理性遭遇观众质疑，导致口碑不断下滑，收官时豆瓣评分降至及格线。可以说，《回来的女儿》难逃“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口碑前高后低、观众期待落空的命运，而其叙事缺陷也成为国产悬疑网剧深层次问题的一个缩影。

　　如果从2017年《无证之罪》算起，以“迷雾剧场”为代表的国产悬疑网剧已成为一个颇具细分类型的网剧类型。得益于欧美日悬疑影视作品的类型模式的发展，以及紫金陈小说原作的文学基础，还有一批具有欧美影视专业背景的导演的加入，国产悬疑网剧掀起了创作的热潮：在《无证之罪》《白日追凶》引发观众期待之后，2020年《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的火爆与高口碑更奠定了“迷雾剧场”的行业剧地位，催生悬疑剧投资制作的热潮。然而此后，《再见那一天》《八角亭迷雾》《谁是凶手》《致命愿望》《淘金》等剧集，尽管聚集了不容小觑的演员阵容、制作团队，但悬疑叙事本身存在的缺陷，导致“迷雾剧场”原创剧本的探索之路并不顺利，呈现出原创国产悬疑网剧整体性的行业困境。

　　从总体上看，包括“迷雾剧场”在内的国产悬疑网剧走的是一条“悬疑+现实”相结合的“社会派”推理的叙事模式。这种选择，既与本土影视剧现实题材的政策倡导有关，也是网剧制作者试图打破类型界限，以现实话题性进行受众破圈的传播策略。而在更深层次上，凸显家庭人性与社会议题的题材性，也是本土影视剧一贯的文化惯例。因而在“犯罪”“悬疑”的标签之下，“迷雾剧场”的大多数剧目凸显原生家庭、社会权力等所带来的人性罪恶。比如《隐秘的角落》《八角亭迷雾》《非常目击》《十日游戏》等都涉及中国人特别关切的家庭关系问题。与注重侦探解谜过程的硬推理不同，社会派推理悬疑剧更注重社会性因素与人性问题的深度融合，其解谜过程在于一步一步展现深层次的人性罪恶，更注重在特定时代语境下全员作恶的深层社会问题。比如《沉默的真相》所揭示的社会与权力体系。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性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性的悬疑谜题之间是一种紧密的结合：需要在“抛谜-解谜-揭谜”的叙事过程中，构建扎实的细节、情节与人物行为的合理性与逻辑性，使类型叙事与社会问题获得深层次的融合。以此衡量，《回来的女儿》就颇具代表性地暴露出本土悬疑网剧所共同面临的叙事缺陷。

　　《回来的女儿》仍旧是一部以家庭悬疑为主题的社会派推理网剧。剧集以1997年的中国西南部因三线建设而发展起来的潭岭县为背景，讲述介山福利院收养的少女陈佑希，因在县化肥厂办主任李承东家做居家保姆的好友小秀在发现李家秘密后离奇失踪，为寻找小秀失踪之谜，逃离福利院来到潭岭，并假装李家失踪多年的女儿李文文潜入李家寻找线索。剧集以陈佑希作为“闯入者”的视角，在小秀的“准男友”程威的帮助下，通过与其“妈妈”廖穗芳、“爸爸”李承东、廖穗芳的情人王重江等人的多重角力与周旋中，逐渐发现李家诸人的秘密与罪恶。作为一部家庭悬疑剧，《回来的女儿》着重聚焦于由命案所牵涉出来的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欲人性之间的博弈，人物如何在各种人性动机与行动中所构成的“猎者”与“猎物”、强者与弱者之间关系的不断反转：作为“闯入者”的陈佑希看似掌握主动，实际上其身份底细与行动皆在廖穗芳的掌握之中；而在婚姻关系中弱势的丈夫李承东为留住廖穗芳表现得十分卑微顺从，实际上恰恰是心机最深的作恶者；而精神弱智的李文卓看似善良无力，是否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剧集由此带来关于究竟是谁杀死小秀、李文文死亡之谜以及李文卓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等疑问。梅婷饰演的廖穗芳看似柔弱背后的冷静与情欲、王砚辉饰演的李承东表面老实、卑微而实则阴险的复杂性格，使这种人物之间的反转关系与命案背后的人性隐晦层面得以较好的呈现。

　　然而，与“迷雾剧场”其他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剧类似，《回来的女儿》存在三个明显的叙事缺陷，使演员精湛的表演与人物关系反差所建构的叙事张力仍无法拯救其口碑命运：

　　首先，作为社会派推理的悬疑剧，其现实问题意识没有深入到叙事的内在肌理，停留在表层的时代氛围与浅层的心理意识层面，未能成为深层次人物行为动机的一部分，而正因此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时代装饰感”弊病。尽管导演吕行自己强调创作的类型化与问题意识，并且发文强调其叙事中着力要表现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存在的集资潮、三线建设与下岗潮、收容遣送制度、气功热等背景对于其时人物心态命运的关系，但从剧集叙事来看，这些并未能真正形成其叙事深层次的逻辑，也未能成为线索的构成部分。剧中最重要的背景可以说是化肥厂的衰落与工人下岗，这构成李承东心理失落的时代背景，以及脆弱的“自豪感”（作为厂长红人用以在廖穗芳面前炫耀），但真正构成他与廖穗芳之间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的欲望与廖穗芳对他没有爱情之间。同样，与他构成情敌的王重江背后所牵涉的财富发家的社会语境，以及其复杂关系（如何从化肥厂出来，经历了什么，为何人们趋附集资，又如何出事）如何对三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影像，在剧中语焉不详，没有给予交代与呈现，更没有进入叙事的脉络之中。王重江情节线及其背后的社会性问题意识的弱化，最终难以支撑起导演的意图与叙事背景所可能带来的叙事意义，而最终沦为一种简单的背景装饰。

　　其次，作为类型化叙事，无论是社会派推理还是本格推理，都需要遵循“谜题的抛出——证据的显现——谜底的揭示”贯穿一体的基本逻辑，使剧情的进展与观众的参与形成一种相互追逐的智性角力，但《回来的女儿》存在着明显的“谜题丢失”的问题，导致叙事进展与观众参与之间的割裂。在剧情的前半段，《回来的女儿》抛出了至少4个谜题：（1）猴面具男的身份之谜；（2）小秀离开或死亡之谜（是否离开？小秀的真实人格是什么？小秀是谁杀的？小秀怎么死的？小秀的尸体如何处理？）（3）李文卓是否真的烧坏脑子以及是否杀人之谜；（4）李文文的失踪与死亡之谜等等。这些问题都导向一种“全员作恶”的指向，也使一个时代语境背后的人性之普遍罪恶的批判性成为观众期待的主题的可能建构。然而，剧集抛出了问题之后，情节不断翻转，问题焦点不断变化，而对于最初抛出的谜题，竟以一种毫不费力、与叙事剥离的方式来揭示谜底：比如猴面具男只不过是一个流闯犯，并巧合地揭示了李文文死于洗衣机的谜。而为何猴面具男每次出现的时候李文卓也在场？又比如，小秀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的死与其真实的人格之间是否具有关系？……这些疑问在剧中都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剧集尽管给出很多零碎的线索，但王重江的正面性格与轻巧死亡，导致大量冗余细节与情节的无效。而最终以李承东一人作为作恶与承罪主体，也与观众对于全员作恶的猜想背道而驰，极大地削弱了叙事的智性与主题的深度。

　　第三，从悬疑叙事的层面上，叙事合理性是悬疑剧成功与否的最关键因素，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合理性构成悬疑叙事合理性三个关键要素，但《回来的女儿》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合理性缺陷。比如廖穗芳到程威奶奶家找陈佑希的东西，一眼瞥向墙上程威父母的照片这一细节，就与叙事没有必然的关系；作为精神病院的病人，萌萌是如何获得精神病院的钥匙自如出入也令人质疑；而在一部依靠扎实的现实细节支撑的悬疑剧中，以“飞走的蝴蝶”三次出现来作为李文卓与李文文关系的确认细节也显得突兀。在情节合理性上，备受诟病的是为何王重江家可以任人自由出入，以至于程威可以两次潜入偷换化验血液以及偷走录像带；而廖穗芳在看到DNA报告上明显作假的报告时为何如此平静？更进一步，从性格上，如此精明细心的廖穗芳在最后一集去往公安局之前毫无防备地喝下李承东的毒汤？而陈佑希既能洞察李承东撒谎承认杀死小秀却在李文卓说自己掐了小秀后如此失控？等等，都使观众困惑不解，这种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前后割裂，正是对叙事合理性的严重损害。

　　《回来的女儿》的上述问题，正是“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在没有紫金陈原著小说改编的情况下，原创性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叙事剧本的创作，及其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意识的叙事融入、类型化谜题叙事的建构与逻辑合理性的扎实构建，都是考验本土悬疑网剧创作的关键性问题。而如何摆脱“时代装饰感”而让人性罪恶问题获得深度的社会性表征、如何避免“谜题丢失”而让悬疑叙事得以形成观众参与的叙事张力，以及如何透过逻辑贯通的多层次合理性让悬疑叙事获得坚实的细节支撑，从根本上决定本土原创悬疑网剧能走多远。

　　（作者郑焕钊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Z世代助力海派民乐燃放中国自信******

　　作者：姜　方

　　不久前的B站《2023年跨年晚会最美的夜》，由“上美影宇宙”带来的节目《中国人不蹦洋迪》冲上微博热搜，仅在B站点击量就破百万。节目以《大闹天宫》动画开场，伴随嘹亮的唢呐声，场上奏起佤族民歌，融入电音的传统乐器燃情合奏，加上还原《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牧童》《葫芦兄弟》等“上海出品”动画画面，令不少网友叹为观止。“《天庭蹦迪》《大圣打碟》我愿称作全场最佳”“指挥：托塔李天王”“神仙蹦迪现场”……年轻网友在B站弹幕里，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动画和创意民乐的认同。

　　卡塔尔世界杯期间，自得琴社创制的世界杯主题曲视频在海内外视频平台获得了数十万网友点赞。 （自得琴社供图）

　　眼下，越来越多来自Z世代的创意与活力，助力古老民乐在不断更新中燃放文化自信。去年卡塔尔世界杯举行期间，活跃在上海的民乐团体自得琴社创制的世界杯主题曲视频，在海内外视频平台获得了数十万网友的点赞。“知识与趣味并重！看了视频，我迫不及待地想去学古琴了！”外国网友GaiaMiranda这则英文留言，是中国文化对外吸引力的有力证明。

　　“自得琴社的演奏视频之所以受到海内外观众欢迎，是因为他们把中国文化和美学视觉结合得很棒。中外观众不仅可以聆听民乐，还能欣赏中国服装和历史，这对中华文化的对外推广起到有益作用。”多年来致力于民乐“破圈”的唢呐演奏家胡晨韵表示，正是大家一起守正创新，中国民乐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有更多人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中国民族乐器，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愿意来学习演奏民乐”。

　　最古老也最新潮的民乐正在走向世界

　　如果说几年前的中国国乐，还是业内人士口中“小众艺术里的小众艺术”，那么近年来归功于国乐人的共同努力，国乐正在逐渐成为一种大众艺术，不仅获得了国内受众的追捧，也在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自信。

　　以成员为Z世代居多的自得琴社为例，他们紧跟卡塔尔世界杯这一全球潮流热点，身着中国传统服饰，演奏1998年世界杯主题曲《生命之杯》。视频中既有笛子、唢呐等中国传统乐器，也有非洲鼓、箱鼓等外国乐器，中西乐器交流碰撞出热烈的音符，与世界足球盛会的氛围相契合，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迎面而来。在国内视频号和海外视频平台YouTube，来自世界多地的网友们，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海外网友Waterlow56说：“绝对的天才创意！如此有趣，我看了觉得很快乐。”

　　“自得琴社的这支音乐视频风格生动活泼，成员们用了一些比较夸张的动作、俏皮的表情，可以拉近和世界观众的距离；1998年世界杯主题曲《生命之杯》的旋律，也为全球观众所熟悉，用音乐艺术的方式进行传播，突破了语言的限制，让包括民乐在内的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以最潮的方式走向了世界。”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蔡盈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海外视频平台YouTube上，自得琴社发布的视频累计观看量接近9000万次。2019年改编自国漫《秦时明月》的《空山鸟语》，是自得琴社第一支搭配装束复原的视频，此后自得琴社一直延续“古装配古琴”的模式，改编着他们喜欢的传统名曲和现代音乐。最近几年，从《长安十二时辰幻想曲》、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到《哈利·波特》主题曲、《愤怒的小鸟》，再到最近的《生命之杯》，自得琴社的视频持续“破圈”，不断引起海内外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根据不同的音乐背景，演员们的每一套服饰几乎都有参考文献，一针一线都十分考究。而在音乐编配上，我们会基于自身乐队配置和民乐特点进行创意改编，没有太明确的条条框框和限制。”自得琴社社长朱里钺告诉记者，成员们平时自己也爱踢球，所以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改编《生命之杯》这首歌曲。“传统文化的创新，离不开Z世代自发的兴趣和爱好，离不开对世界文化的博采众长，离不开对中国文化发自内心的自信与认同。”朱里钺说。

　　在学者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要充分体现时代性，利用短视频等新媒体技术形式，通过对世界经典名曲的二次创作、中西合璧的民乐原创作品等方式，让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以更新潮、更能引起全世界人民共情的方式走向全球；着重发掘和培养更多像自得琴社一样，能够发挥明星效应，对外推广我国传统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艺人团体。

　　破次元引领属于未来的审美潮流

　　去年，唢呐演奏家胡晨韵举行了一场“吹破次元”的民乐音乐会。《青鸟》《灌篮高手》《好想大声说爱你》等动漫曲目，承载着不少80后90后的青春回忆，很多人带着娃前来听音乐会，大家挥舞着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贴心准备好的荧光棒，发出“爷青回”的呐喊。

　　这场音乐会突出大众性和普及性，名为“吹破次元”，就是希望通过高质量的现场，把很多没有来过音乐厅、没有听过民族音乐会的人引入剧场。“不能光是我们几个演奏专家把民乐给提升上去，那样民乐的路反而会走得很窄。”在胡晨韵看来，不少“网红”国乐UP主也并非专业出身的国乐演奏者，“但年轻人喜欢这种潮的感觉，就是好事儿”。

　　其实，国风音乐的风格和表演方式可以无拘无束。以这场“吹破次元”音乐会为例，上海音乐厅迎来了自1930年建厅92年以来，第一个登台的虚拟艺人——冷鸢yousa，她的歌声和胡晨韵的唢呐伴奏，交织成国风作品《大喜》的激烈火花。音乐会上还有跨国合作，胡晨韵连线了《大鱼海棠》音乐制作人吉田潔，他在当地录制了钢琴，而胡晨韵用电吹管吹出了尺八的音色。更不必说国漫音乐中，中西乐器的对话与对撞，比如《暗影刺客》（《刺客伍六七》主题曲），琵琶大段SOLO和摇滚乐队相结合；《心猿归正》（《一人之下》第三季片尾曲），中国戏曲和流行FUNK节奏相结合，请了乐团的琵琶演奏家玩儿放克。

　　“以前是外国人穿着晚礼服去听交响乐，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心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穿着中国传统服饰来看我们的音乐会，这就是文化自信的具象体现。”就像朱里钺所说，越来越时髦的中国民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受众，能够引领属于未来的审美潮流。（姜方）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