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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返乡：“都在庆祝团聚的不易”******
中新网北京1月17日电(记者 袁秀月)2023年春节来得尤其早，进入1月份，在外的游子便陆陆续续踏上返乡的归途。
这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的首个春节。官方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客流总量约为20.95亿人次，将比去年同期增长99.5%，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70.3%。
在这个春节，很多家庭实现了久违的团圆，人们带着期许迎接农历新年。
北京西站，返乡乘客带着行李踏上回家路。袁秀月 摄“庆祝团聚的不易”
2023年春运第9日，作为北京客运量最大的火车站，北京西站迎来客流量攀升的一天。这天，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4114.1万人次。
53岁的李霞是这4114.1万分之一，她的目的地是四川宜宾。李霞在北京从事餐饮行业二十余年，对以前的她来说，过年回不回家都一样。“因为假期短，光路上都要两天两夜，花钱不说，来回跑还晕车难受。”
年轻时她在外打工，两三年不回家过年是常事。父母也体谅，总是劝她别回了。前两年因为疫情，春节她都待在北京。然而前段时间，当李霞再次跟母亲说不回家时，母亲却有点不高兴。
“她心里有点不舒服，她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现在就盼着我回家，后来我说回家她才又高兴了。”李霞说，今年她身边在外打工的人基本都回家过年了，这次回去她要待个十几天，多陪陪母亲。
北京西站候车大厅。袁秀月 摄60岁的陈立强最牵挂的是孩子，他在北京做了二十多年的室内装修，往年他都正常回老家漯河过年，然而在外工作的孩子都不回来，家里人从来没凑齐过。今年一家人终于能一起过节，他特别高兴，还说今年过年会更隆重一些。
早早回家过年的陈萌能明显感觉到，今年的年味儿更浓了。“因为都是好几年没回家，所以赶集买东西的人特别多，都是在庆祝团聚的不易，我家也比两年前过年多准备了些年货。”
疫情期间，31岁的陈萌迎来身份的重要转变，成为了妈妈。孩子出生以来，一家人都没回家过年。今年春节，她和丈夫早早选择自驾从北京回许昌老家。这几天，老人特别开心，孩子也到处跑着玩。
游客在兔子形状的“许愿卡”上写下心愿为新年祈福。 汤彦俊 摄“最想念家乡的一碗米线”
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停下来休息，感受久违的团聚带来的喜悦，抚慰心中淡淡的乡愁。
来自云南玉溪的罗鹏，来北京已有六七年。他和哥嫂在北京开了一家手工店，前两年他们都没回家过年，今年哥嫂仍待在北京看店，罗鹏一人坐上了回家的高铁。
罗鹏说，他们老家过年有很多民俗活动，比如舞龙舞狮、踩高跷等，过年还要拜年、守岁、吃宵夜，非常热闹。但让他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的一碗米线，在别的地方吃不到那个味道。
进入而立之年后，父母一直操心罗鹏的人生大事，往年因为没回家过年躲过了催婚，他调侃，今年算是躲不过去了。
北京西站，返乡乘客带着行李踏上回家路。袁秀月 摄陈立强今年回家也有两件大事，一是看看6个月大的小孙子，回家前他特地在网上给孙子买了小汽车。二是小儿子今年过年要定亲，他得在家里好好张罗。
他们老家的习俗是，当年定亲当年结婚，如果过年时定亲，年底结婚最好不过。现在老家办婚礼已没有限制，他想尽快把小儿子的婚事给定下来。
对陈萌而言，这个春节没有特别的事要做，因为回家比较早，年货也是在家里置办的。她打算多回几趟娘家，多陪陪父母，珍惜跟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家人在老家拍个全家福。
北京南站候车大厅。袁秀月 摄新的期许
三年间，新冠疫情反复延宕，让很多人认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受访者都表示，今年最大的好消息是“一家人都‘阳康’了”、“家里平平安安”、“家里老人身体健康”。
“疫情三年，几多欢喜几多愁，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这三年间，我们家总体来说还算不错，家人都平平安安的，我已经挺高兴了。”陈立强说，干他们这一行的容易出意外，所以挣多少钱都没有平安健康地活着重要。
李霞关心的还有她的工作，她透露，这几年，疫情对餐饮行业冲击比较大，“老板没有生意，员工就没有工资，钱有点不好赚”。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餐饮业复苏回暖，他们的工作也渐有起色。
同时，罗鹏的手工店生意也慢慢好起来，来店里的顾客明显多了，他希望明年的生意越来越好，最好能在北京开一家分店。
农历腊月二十四，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日假期，上海的商场、街头处处洋溢着红红火火的喜庆氛围，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感受年味。 中新社记者 汤彦俊 摄2022年，张跃考上北京某大学金融专业的研究生。研究生阶段需要外出实习增加实践经验，但受疫情影响，实习机会减少。他希望，未来在实习就业方面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记者注意到，在17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表示，随着经济的好转，就业需求的扩大，岗位会相应增加，2023年我国就业形势有望总体改善。
此外，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疫情防控转入新阶段，各项政策不断落实落细，生产生活秩序有望加快恢复，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将不断积聚增强。
新年新气象，春节将至，过个好年、来年讨个好兆头，这也成为人们共同的期许。(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为化名)(完)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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